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读《李鸿章传记》有感：天下唯庸人无咎无誉
天下唯庸人无咎无誉
--读《李鸿章传记》有感
作者：杨文娟
"天下唯庸人无咎无誉。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，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。"梁启超对李鸿章的定调用了近世史之笔力，意不在古人，在来者。
首先，梁启超学贯东西，才华横溢，对世界之状的观察犀利透彻，加之一颗忧国忧民的爱国心，谱写出这部广为赞誉的传记。从一部传记读出了那个时代文人的气质底蕴和李鸿章鞠躬尽瘁、死而后已的臣子精神。
梁启超是怀抱改良救国、振兴中华抱负的改良派，李鸿章通过科举道路走向仕途，位列晚清重臣，自称是清朝的"裱糊匠".虽然两人政见相左，但梁启超写传不罔史实、持论公允、褒贬有据，将那段中国历史在大世界背景下推陈至读者面前，从外交、从军事、从洋务等角度写了李鸿章的一生。
李鸿章，饱受儒学思想的教化。彼时的中国，在英国特使马嘎尔尼眼中是"中华帝国就是一艘破败、疯狂的战船",之所以能维持，只是"侥幸出了几位高明的.船长，最终会分崩离析、朝不保夕".果然不久，鸦片战争的爆发这一说法得到应验。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，李代表清政府被迫签订各种不公条约，意在为一个没落的朝代赢回时间，但他被非落井下石即锦上添花的乌合之众们唾骂不已，这实属李之悲凉，也是一个摇摇欲坠朝代之颓影。
" 李鸿章，纯臣也。"梁启超怒其在千疮百孔、伤痕累累的家国面前未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，说他是"适成为我国十九世纪以前之英雄而已矣",确如其言，李鸿章曾和戈登讨论何以振兴中国，戈登答："中国今日如此情形，终不可以立于往后之世界。除非君自取之，握全权以大加整顿。"而李"瞿然改容，舌挤而不能言。"对于李鸿章，严格奉行"在其位，谋其政",绝不可越雷池半步。李鸿章到底不是"东方俾斯麦",他就是儒学教化的信徒，勤勉、拘谨、忠诚地在自己认定的路上叩拜，不可能去改变一个封建王朝的必然。李鸿章则这样形容自己："大清朝这座破屋的裱糊匠，处于内忧外患的夹缝里，不能挽大厦于将倾".
李鸿章的一生注定风云变幻，跌宕起伏，他所应对的是"中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".梁启超写到："西报有论者曰，日本非与中国战，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。其言虽稍过，然亦近之。不见乎各省大吏，徒知画疆自守".以一人而战一国的悲壮面前，李鸿章从未选择退缩。他到日本签订马关条约遭刺客的枪杀不幸被打中眼眶，医生和随从要取出弹片时他说："国步艰难，和局之成，刻不容缓，予焉能延宕以误国乎？死生有命，我宁死无割（不割取弹头）。"、"舍我命而有利于国，吾毫无吝惜",那枚弹片始终停留在他的面部成了他终生的铭记。
李鸿章虽不是成功的改革者，但他绝不是一个官僚主义者。实干精神在他身上尤为突出，他努力摆脱个人功名利禄和顽固派的制掣，以国家利益大局为重，在愚顽保守、敌视工业化的大环境中，冲破重重阻挠来推动洋务，开创了江南制造总局、轮船招商局、天津机器局、开平矿务局等等一系列制造业的先河，虽然洋务运动最终失败。现在著名的江南造船厂的前身就是江南制造总局，也算为中国工业化起步积淀了一点基础。梁启超说："若以中国之失政而尽归于李鸿章一人，李鸿章一人不足惜，而彼执政误国之枢臣，反得有所诿以辞斧钺，而我四万万人放弃国民之责任者，亦且不复自知其罪。"这大概就是英雄相惜，就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吧。
"少年科举，壮年戎马，中年封疆，晚年洋务"是李鸿章一生概括。临终前，他写下一首诗，其中："劳劳车马未离鞍，临事方知一死难。三百年来伤国步，八千里外吊民残。"现在读来不禁凄凉，其中凄楚只有当事人自知吧。
如果说这部传记写的是李鸿章的命运，不如说写的是祖国不堪回首的一段历史。历史告诉我们，落后就要挨打，祖国的命运是什么样的，我们的命运就是什么样的。于我们普通人，着手干好眼前事，不断学习和钻研技术，为公司创造价值就是爱国行为之一。（鑫业公司 杨文娟）